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故事：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中美两国曾经互派调查团进入对方学校，研究双方基础教育的长处。中方调查团在美国的多个州进行了实地调研，发现美国的小学生不如中国学生勤奋用功，课堂纪律散漫，教材内容松弛而不紧凑，回国后出具的报告认为“中国的基础教育不出二十年，即可超越美国”；而美国的调查团对中国沿海的许多城市的小学进行实地考察后看到，中国的小学生勤奋用功，连早餐都是在上学途中边走边吃以节约时间，且中国学校的纪律性很好，统一着装，统一坐姿，还有一种叫家庭作业的学习方式。回国后出具报告认为“中国的基础教育突出雄厚，不出二十年将全面超越美国”。但是，在三十年后的今天，两国的科学家、教育工作者都不得不承认，他们对当时所出具报告的认识都失败了。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？
寻找突破口
今天回头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教育，问题的症结其实很清楚很明朗，但在当时，在中国教育界，虽然很多先知先觉者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无奈置身事中，寻不到出口。此时的苏州市实验小学，也正处在这样一个虽清醒却找不到突破口的状态。
苏州市实验小学的突破口在哪里？我曾经一度也很迷茫。那是在1993年底，整个学校的教学内容，教材和学生的负担问题，教学内容的重复问题，缠绕着我，怎么样能有一套让学生学得又好，得到最好发展，负担又不太重的课程？
研读市实小百年发展史，我从中得到的启发。为什么上个世纪20年代、30年代市实小能那么辉煌，杜威、孟禄来过，杨保恒、吴研因、俞子夷等众多名家辈出，道尔顿制也在学校试行过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引进西方教育思想，并在学校内进行本土化的实验研究。而且我发现，这种研究对学校的提升最明显的表现是对教师的提升。这样，我开始有了学校走科研发展道路的初步设想。有这种设想也是基于其它方面的考虑，我想，学校教师要专业发展，如果仅靠行政部门来培训教师远远不够，因为行政培训，是制度化的，数量是分配的。如果靠专家来讲一次两次课吧，效果有，但不持久，唯有教育科研，能实现这个任务。用发展的眼光来看，教师的提升能够带动学生的提升，最后是学校内涵的提升。我认定，教育科研能够使学校发展有底蕴，有后劲，是推动学校内涵外延发展的真正力量。
这仅仅是站在学校层面的思考，如果放在教育的大背景下去思考，我想，学校是现代教育的一个缩影，学校的改革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大环境，而教育的宏观格局也必须考虑每个基层学校的实际情况，小学校不能只看作一个封闭的小环境，它要与教育的大环境相沟通相作用。从哲学的角度讲，上为道，下为技，上下要沟通，道技要沟通。当时，很少有学校自觉承担研究任务，我认为，小学校是教育最基础的部门，应该站在一个高度看中国教育的改革，缺少学校的研究是不完整的研究，困难再多，学校也要参与探索和实践。
搭建理论科研平台
有了这个认识，我开始把科研摆在学校发展最重要的位置，当时还有许多人不理解，我就进一步阐发说：“邓小平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，从学校看，教育科研就是学校的动力所在，就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生产力。”我还提到学校三样显性的东西，一是钱，二是人，三是权。当时，我有这样一个认识，作为校长，只有使用教育科研这个动力和载体，才能有效沟通、调控这三者，使之发挥到最佳状态，这就涉及到学校的管理问题，这扯远了，但可以说明一个道理，万事万物是相通的。后来，我成了南师大第一批省级实验小学研究会的成员，又是南师教科所的兼职研究员后，理论加上实践，对这一认识就更加深刻了。
1993年底，我在学校正式提出了“教育科研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生产力”的口号，这种提法，即使在中国小学界，也是比较早的。我提这个口号，学校是有很好的历史基础的，“贵在实验，重在示范”是苏州市实验小学一脉相承的办学传统和特色，百年历史积淀，一直以来，与同类学校相比，苏州市实验小学教师的研究水平要略高一筹。
虽然有教师基础，但我也很清楚，学校要想真正深入开展科学研究，仅靠这些力量是远远不够的。显而易见的困难是我们的一线教师，有着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，但缺少理论高度的统摄，理性解读教育教学现象存在困难。
环顾当时的教育理论界，我发现有一个很好的情形出现，那就是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有互相结合的需要，而这种需要还只是刚刚开始。我开始与国内一些教育理论工作者进行接触，了解到他们需要获取信息、案例为他们写论文晋升职称服务。他们要下嫁，我们要上攀，如何找到一个大家可以结合的平台，使理论工作者和学校改革相结合？学校多方咨询对课程理论有研究的专家，最后确定与中央教科所、南师大，华东师大一些专家合作，组成学校科研专家团队，通过这个平台，专家获取他们所需的实践操作，我们可以解决学校科研过程中人员配置短腿的问题。
确定课题方向
小学校进行教育科学研究，有了专家的参与，但具体研究什么？怎么研究呢？这需要大家共同讨论来决定。我当时的意见是学校开展教育科研首先需要一个抓手，一个载体。1993年，在与专家多次讨论交流后，我们找到了“小学校研究大教育”最重要的载体，那就是课题，而且是重量级的能统领学校方方面面改革与研究的课题——全国教育科学“九五”规划国家教委“九五”重点课题“新时期实施小学素质教育目标的课程实验研究”。
作为一所小学校，能够抓到这样一个重量级课题，这其中有个故事。当时，中央教科所所长卓晴君到苏州来，我听说了，就非常诚恳地对她谈起学校想做课题这件事，她看出了我很想在教育上做一番实事的决心，这打动了她的心。在她的鼓励和协助下，1994年，我们成为了“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实验研究中心实验学校”，同年底，我们就与中央教科所教育实验研究中心、教学研究中心合作提出了“新世纪小学素质教育目标课程化实验研究”这一实验课题。
当初，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让很多学校都望而生畏、想都不敢想的课题？小学校应不应该、能不能够去接触这些重大课题？
我们分析认为，尽管科研先导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已成为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，但是，大量的研究还是局限于具体的、零星的、技巧的层面上，迫切需要在总体目标的统摄下，进入全方位、全层次切人的大系统中，统筹进行、整体推进。我当时有个观点，就是选题要把握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向、基本规律，同时，还要跳出学校来审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本身的发展，再回过头来研究学校。不然就老跟在别人后面做无用功，看起来是新的，可能已经要淘汰了。这种思考就决定了我们的科研一开始就是大框架，大平台。
其次，具体落实研究什么，我们分析当时教育改革现状，发现，虽然当时全国素质教育搞得轰轰烈烈，但仔细分析，这些素质教育活动已经进入高原区，缺氧了。很多学校对素质教育的理解主要是在外围，在形式方面，做简单加法，如增加活动课，成立什么队，搞得很热闹，却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。
最后，我们达成共识，决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素质教育改革上，同时，我们还一致得出结论：课程是素质教育的核心，不能脱离课程搞活动这种边角料。由此，学校确立了将“课程改革”作为课题研究的方向。同时，我个人认为，选择这样一个课题进行深入而持久的研究探索，能够体现一所小学校的大眼光、大气魄。为倡导这一理念，记得自己曾利用一次省里开会的机会，在会上发言指出：“素质教育不是增加活动，素质教育核心在于学科，做好核心这一块，是取得素质教育的关键。要想真正实施素质教育，必须进行课程改革。”
学校从“新世纪小学素质教育目标课程化实验研究”课题立项到成为国家“九五”课题，其中固然有机遇的存在，同时也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。1997年初，中央教科所所长戴汝潜同志在原课题的基础上分离出《新世纪小学素质教育目标课程化理论研究》课题，并向中央教科所申请列项。同年8月，原课题被列为江苏省教育科学“九五”规划立项课题，11月，课题被滚动列为全国教育科学“九五”规划教委重点课题，并更名为“新世纪实施小学素质教育目标的课程实验研究”。该课题从1993年起开始酝酿，1994年正式启动，比当前的新课程改革整整提前了7年。
